撰稿者：林宏祐
審稿者：李佳澤
到了田野工作坊第二天，除了延續上一週田野工作的介紹外，還安排了兩場專題演講，分別介紹聲景概念的使用與其在田野現場的操作，以及田野倫理的遵守與進入原民社群的田野分享。
擔任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教授的林靖修老師，在演講一開始即詢問同學：「當使用傳統田野調查的方式進入田野地，發現研究的課題似乎都有人著手調查時，還有其他發揮的可能嗎？」老師認為現代的田野工作不再只是仰賴傳統的訪談、參與式觀察或民族誌的閱讀，所使用的感官不再是以視覺為主。若要從田野地找出新的研究問題，則打開五感，用其他感官認識田野是可行的方式之一，而這也呼應了工作坊第一天的首要環節——打開五感觀察環境。對老師來說，他以聽覺作為收集材料的主要感官，以聲音作為田野資料的媒介。
老師在現場播放其在田野現場所收集到的聲音，並請同學推測聲音的來源是什麼。有的同學認為是火燃燒木頭的聲音，但事實上那是他在田野地收集資料時，當地社群的居民開海尼根的聲響。也許這樣的聲音並不特別，但對地方居民來說，啤酒開瓶聲隱含著他們聚會的日常意義。老師從這樣的例子，告訴大家聲景研究的其中一個要點：「人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發聲器」。每個空間就是一個聲音環境（sonic environment），因為每個環境都是充滿著聲音，聲音代表某個物件的行動樣態，它也透露許多的訊息。而在進行田野調查時，環境的差異會讓研究者的感官敏銳性有所不同，例如老師在與原住民一同上山時，在黑暗的環境中，視覺不再可靠，而視覺以外的感官則變得敏銳。老師強調傳統的田野調查，大多數是指在有光線的環境進行，或是視覺感官良好的人所進行的。對於視覺不一定好的人，田野調查的意涵可能跟多數研究者所指涉的不一樣。
在進行聲景的研究時，老師認為對聲景研究發展的理解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會讓研究者更為清楚地認知到，自己的研究在整個知識系譜上的意義為何。聲景是由音樂作曲家Schafer於1960年代提出，他認為在當時的工業時代下，低頻聲音成為日常，而高頻聲音反倒脫離生活，人們因而喪失對聆聽的敏銳與重要性。因此他藉由提出這個概念，呼籲人們思考自身與環境的關係。以人類學觀點出發的聲景研究，則是去挑戰、「晃動」以視覺主導的研究之實驗性研究，建立起聆聽聲音作為認識世界的方式，例如人類學家Steve Feld在新幾內亞的研究。聲景的時空性、政治性的特點，讓聲音不再只以物理學的框架去認識，它也被視為是集體認同形塑的場域，聲音的存在與消失反映了地方社會與政治的發展。不過，老師在此其強調聲景研究須注意脈絡化的理解－聲音在什麼情境出現的？聲音的展演反映一地什麼樣的社會文化？為甚麼聲音錄製者要錄製這個聲音？另外，聲景研究既然是為了挑戰視覺主導的田野調查，則不能重蹈其覆轍，讓聽覺感知被客體化，阻礙我們從更多元的感官去理解田野環境。
最後，以聽覺作為研究調查的方法，在田野的現場該如何操作？研究的過程該如何設計？老師根據其在台東射馬干部落的田野經歷，提出了以下幾點：1）盤點田野工作的預算與時間；2）建立起田野工作者與合作夥伴的關係，確實做到研究前的溝通；3）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恪遵田野地的研究倫理，如知情同意、文化資產和智財權等；4）在設計的過程中，學會聆聽與紀錄聲音；5）除了聆聽與收集外，也要試著「生產」聲音，進行聲音的後製與聲音資料庫的建置。對藉由聲音進行研究的老師來說，聲景研究不僅僅是「一個單向的錄音工程，而是合作夥伴與研究者的相互協商、理解與尋找共同旋律的動態過程」。在演講的最後，老師簡單分享了他先前進行的研究。老師透過聲音體會了射馬干部落的日常，從其資料庫的建立與分類，包括小米文化、獵人、工藝人生的日常、儀式中女性工作、巫師或頭目的溝通、煮飯與切肉等項目，可以看出部落文化的多元；而在這些聲音之中，他認為最能代表部落的聲音，是族人拉黃藤的聲音，因為除了食用目的外，黃藤更是部落鞦韆文化的重要材料，它也象徵著部落年齡階級制度的文化復振。
聲景研究的取徑不同於傳統田野調查的方式，但無論是哪種田野工作，都必須符合田野倫理，否則除了容易在田野工作的過程中處處碰壁，即使順利的收集到所需的資料，也有可能因為涉及倫理問題而無法使用。在第二場演講，由臺灣大學的黃舒楣老師與義守大學的胡哲豪老師擔任主講，透過在魯凱族部落中帶領大學原民專班學生進行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時所遭遇的情境，帶領大家省思田野工作當中的倫理課題。
對黃舒楣老師來說，田野倫理最重要、最基本、最低標的原則，便是不要造成任何傷害（Do no harm）。其他的原則，例如誠實公開、知情同意、衡量合作關係與權益關係人之間的義務等，也都是必須謹守的。「不要造成任何傷害」看似是「理所當然」的準則，但許多過往的調查研究，時常會在有意無意的狀態下，對當地的社群留下傷害。以台灣學界而言，在進行原民相關的研究時，由於對當地社群的文化與社會關係不甚理解，或逕自以自身族群的觀點去詮釋地方事務的運作，導致族人對外來的研究者經常不抱信任。身為排灣族出身的哲豪老師，在家庭經驗與求學經歷的影響，以及他在大學擔任原民教育老師的身分，使他在進入部落時倍受部落居民的期待。不過，即便是具有原民身分，老師分享他在進入部落第一天時，村長並沒有因為他們的身分而客氣款待，而是表現出對USR計畫的敵意。對當地受到傷害的社群來說，部落只是被USR計畫消費的對象，大學在計畫完成後離開，卻也留下部落內部人際網絡的分化、組織的對立、資源的搶奪等問題。老師語重心長地表示：「第一天的拜會，成為我日後的反省。」儘管對哲豪老師與其學生來說，部落的創傷並不是團隊造成的，但他們仍被族人深刻的創傷經驗、保守主義及不願意被破壞的現狀等因素影響。因此，如何成為關鍵人，意即從中梳理在田野中的角色與關係，成為老師必須首要著手的課題。他發現，除了老師的身分外，成為個別族人或部落信任的對象，以及擔任學校與部落之間的溝通橋樑，是他可以著力的點；相對地，部落居民對哲豪的角色有其定位或期待，呈現出在部落內的身分交織。
為了要順利進行USR計畫，哲豪首先帶學生認識部落的耆老，但先不帶著研究或計畫的目的，而是純粹以閒話家常與眼神交流等認識彼此，確認雙方在田野地的關係。這不僅是在執行計畫時必經的過程，對許多研究者而言，釐清部落與自身的關係，可以協助我們進入部落的社群，同時也能在認識的過程中，取得研究所需的資訊。除了交流以外，幫忙計畫以外的部落需求，儘管可能耗費額外的心力，但對老師來說，這也是打入部落內部的管道之一。前期的關係建立完成，獲取部落長老的信任後，藉由長者會議、聚會等方式，是老師與其學生執行計畫的關鍵之一。老師強調在這樣的環節中，遵從部落長久以來的方式是相當重要的，舉凡聊天的空間安排，以及長輩分享的各環節，禱告、推派代表說明目的等，對於研究的過程有其意義。而在會後開始進行先前承諾部落居民的事務，尤其是協助部落做出地方的模型時，則被認為是真正與部落修復關係的開始。除了在部落進行計畫外，後續在學校的策展與移展，前者不僅讓社會得以建立認識部落的管道，也能夠讓族人參與其中，而師生也能將大學專業用於部落需求，解決地方實際的需求；後者則將師生的成果帶回地方，成為部落與公部門對話的重要媒介，以及地方學校的教育材料。這些策展與移展除了展示給社會大眾外，更重要的目的在於透過地方策展，轉化為部落面對過往集體創傷與不正義的重新梳理。哲豪老師藉由帶領學生進入部落執行計畫的經驗，向同學說明透過這樣的過程，可以強化社群集體性，並弱化個人或主流機制在體制中的阻礙。雖然執行計畫與學術研究不完全一樣，但其中涉及的原則是相同的：田野倫理不只是研究者個人，還有如何以適當的方式進入一個社群，以及維持研究者與社群之間的關係。
三位老師的分享讓與會者理解到田野工作的多樣，但同時也體認到田野工作過程中倫理原則的重要性。感官的打開得以從新的角度認識田野地，但也不能忘記這些新的方法與過往的田野工作有其理論與做法的顯著差異，在應用的時候必須順應著田野地的狀況調整；原民研究的倫理議題，不只存在於原民部落，任何文化社群的主體都必須受到重視，在進行研究須順應著地方的習慣，了解其文化與社會關係，並在研究過程中不留下傷害，是研究者的責任，也是對田野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