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廖俐瑜
審稿：林志泉、李橋河
攝影：盧悅
熬過期中考週最後一天，終於迎來如花一般美麗的周五夜晚[1]，同時也預告著暑期不遠了。為準備110-1的「林場學校」暑期課程，大學PLUS計畫邀請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的黃貞燕副教授前來演講，期待能為計畫核心「生活博物館」提供博物館學的專業切路，並搭建進入田野及摸索行動位置的上位思考。
演講題目很有意思，是「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坦白說，完全看不出和「生活博物館」的關聯何在。懷抱著這樣的困惑，只聽到貞燕老師開場時說，「我今天不是要很直觀的回應『生活博物館』，而是想借用公共史學的觀點，找到做這件事的定位。」霎時，有些明白貞燕老師之意。若說生活博物館強調的是——從尋常中汲取養分，進一步整合地方知識網絡，並逐步形成移動式學習網絡——那麼，該如何在茫茫的日常汪洋中下準錨點？即：生活如何博物館？博物館學作為方法，對生活博物館概念的價值為何？
什麼是公共史學？從Writing到Doing的核心關懷
若欲以公共史學作為後續討論脈絡，則理所當然需要先釐清什麼是公共史學。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旨在於以歷史學科訓練走進社區、社會，產生對話、解決問題、探析現象、發展複雜多元的當代詮釋。不過，貞燕老師特別提到：「公共史學是沒有共通定義的。」回望其發展緣起，公共史學在英國最早於1960年代的歷史工作坊運動出現，目標是揭諸民眾史的意義；在美國時，則是1970年代時為發展歷史學多元就業而出現。由此可見，公共史學的概念有著鮮明的區域性、脈絡性，難以用統合的定義總括之。
雖然沒有共通定義，但公共史學有兩個共通的邏輯。一是表現在其特徵上，強調書寫場域的開放、書寫者的開放、史料範疇的擴大以及歷史與當代生活的連結。以往的史學傳統是菁英本位的文字紀錄系統，而今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家，媒介無所不包，從口述歷史、報紙雜誌、電影、文化資產、街道、文化景觀等，「關於我自己的故事，我就是我自己的專家」。這也為歷史學帶來新的理解方式，不再僅以學術議題的發展和累積為基準，更關心歷史與當代間的關係。二是，援此所衍生之行動原則：傳達、參與、協力、協作，也就是異質行動者間透過相互合作同心完成一件事。貞燕老師簡單總結，「傳統史學講究的是怎麼writing，而公共史學講的是怎麼doing。」
公共史學在台灣：歷史與當代前所未見的緊密關係
先前提及公共史學概念在英美發展的背景，回歸到臺灣的在地基礎，貞燕老師認為是在解嚴後新國族論述的主張出現後，重探土地歷史成為政府與民間的共同目標。在這種社會普遍共識下，公共史學便漸漸萌芽。一路走來，許多耳熟能詳的政策其實都可見公共史學的影子，如修訂《文化資產保存法》、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大家來寫村史[2]、地方文化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3]、村落美學[4]、國家文化記憶庫[5]、再造歷史現場[6]、地方創生等計畫。
當民眾對於自己過去發生的事更加重視，政府亦開始鼓勵民間參與歷史書寫， 大眾史學的書寫與出版，亦蔚為熱潮。貞燕老師表示，出自周樑楷教授的這句話「為大家寫歷史，寫大家的歷史，大家來寫歷史」是極具代表性的論述，精準呈現公共史學在臺灣的特色，同時點明待發展之處。
公共史學與博物館：協作治理的場域
貞燕老師在此埋下了一個伏筆：周教授的那句話，究竟點出了公共史學在臺灣的什麼課題呢？
細探公共史學在臺灣的來時路，貞燕老師認為在以短期、文化行政理性主導的計畫型推動模式下，通常過於重視量化產出勝於過程與內涵，難以孕育新世代生涯想像。再者，現階段有許多以社造作為方法的計畫，也容易有著懷舊的、情感的、消費導向的侷限，使得新議題難以開展。回到周教授的那句話：「（專家）為大家（民眾）寫歷史，寫大家（民眾）的歷史，大家（民眾）來寫歷史」，似乎真的不見雙向的協作概念。
不過，這同時也是後繼者可以著力之處，因為「公共史學就像公共社會一樣，往前不斷滾動，沒有終點。」作為持續進行中的未竟盡之業，公共史學納入協作，將會是很重要的走向，這意味著對於行動的方法、倫理與意義進行反思與深化。但是協作的成立是有條件的：
（1）目的必須清楚，這也反映出行動者對於社區關係的掌握程度；
（2）必須是奠基於互相協作的工作模式；
（3）所產生的協作經驗對於公眾必須是有意義的、有趣的，甚至豐富其對於土地的感受；
（4）因此專家必須調整自身立場，拋開過去解開學術謎題、提供答案的角色，此時要轉換工作亦是，離開以自己為焦點的舞台；
（5）專業方法的應用性，專家是帶著過去訓練經驗進入社區，若失去專業則只能稱得上是位熱心公民。
此時，博物館作為公共史學行動媒介的優勢也浮現了。博物館得以整合詮釋、展演、參與、對話、行動等多元渠道，在型態與運作上能彈性因應不同條件的課題，同時回應公共史學之協作治理、公共治理的機制，進而創造新的公共領域、歷史與當代關係的場域。
博物館（媒介）、協作（行動）與公共治理（創造出的可能性）
承上所述，以博物館作為方法，得以讓不同立場、身分的行動者協作，民眾能夠藉由專家過往的學科訓練，重新釐清並訴說存放於身體裡的歷史。此外，作為對當代課題的回應，亦有助於重思歷史與當代關係並培植歷史敏感度。這樣的方法，並非像學術寫作一般產生論述，而是聚焦於探問、學習、對話、網絡。貞燕老師舉例，在日本有個計劃執行初期，是透過清理社區的水溝和稻田中的垃圾開始，慢慢發現社區環境的獨特文化；於是，計畫團隊舉辦了相關體驗工作坊，並且藉由新進居民採訪原有居民的方式，在了解社區歷史之餘，雙方生活有了交集。
回到本文最剛開始的叩問：生活如何博物館？博物館學作為方法，對生活博物館概念的價值為何？在演講的上半場，貞燕老師引介公共史學作為一種公共溝通的形式，能夠使文化生活更加豐富，也促發對話的碰撞。此外，以博物館作為公共史學的媒介，以協作作為行動原則，則能夠為公共治理帶來新的可能性。下半場，貞燕老師準備了許多有趣的案例與聽眾分享，期待可以更細緻地回應兩個核心問題，並激起大學PLUS計畫「生活博物館」的新點子。
[1] 貞燕老師分享，日語中的星期五為「花の金曜日」，簡稱為「花金」（hanakin），形容一周辛勤工作結束後，終於迎來寶貴的周末，在這樣美麗的夜晚，要盡情玩耍、輕鬆享受。
[2]從彰化縣文化局提供的作業要點可見，此計畫旨在於保存社區居民的集體記憶與史料，並推動縣民認識家鄉、凝聚共識，撰寫對象為彰化縣自然村聚落或村里、文化生活圈，範圍涵蓋自然景觀、地理環境、建築、人文、歷史、文化變遷、風俗、傳說、常民生活等。
[3]該計畫官網內寫道：「文化部為了落實泥土化政策，鼓勵具有創新能量的青年，透過藝文實踐的過程，提升自我價值，並投入社區、村落、部落及資源弱勢地區之藝文環境發展，特別突破舊制，推出『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
[4]相關報導可參考：〈專訪村落美學計畫推手：前宜蘭縣文化局局長林秋芳〉。
[5]該計畫官網內寫道：「國家文化記憶庫是一個走入日常生活，尋找臺灣故事及原生文化的行動，讓我們一起挖掘地方，收集充滿溫度的故事，展示多采多姿的臺灣印象。」
[6]文化部提出的「再造歷史現場計畫」，結合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空間治理，重新「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地文化」、「以提升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