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廖俐瑜
審稿：李橋河
我記憶中的博物館是井然有序的，循著地面上的箭頭指引，觀者或靜靜欣賞展品，或細細閱讀展品敘述；同時也是充滿歷史感的，巨大的恐龍腳印、華麗的木乃伊，在日常中不易觸及又難以具象的「過去」被妥善存放於此地。回想起小時候，每次看完展覽都會覺得好充實、好興奮，像是在「人生願望清單」旁的框框內打了勾，但近年來的觀展經驗，大多都是遲遲勾不下去的狀態，有種未完待續的感覺在身體裡延燒，讓我在踏出博物館後（有時在館內）便忍不住拿出手機立刻查找資訊：策展團隊是誰？過去還做過哪些主題？想傳遞什麼樣的訊息？這些幽微抽象的改變，搭建在貞燕老師所提之公共史學脈絡上則變得有意義：當代的博物館在建立知識的「秩序感」之外，似乎更添增了生活的「節奏感」，除了回望來時路之餘，亦著眼於紀錄「現在」、創造「未來」。
回顧演講上半場，貞燕老師先說明公共史學的概念，昭示著從Writing到Doing的核心關懷，象徵著歷史與當代前所未見的緊密關係，而當博物館作為協作治理的場域，對公共治理而言也正意味著新的可能性。據此，亦帶出下半場的討論重點：博物館怎麼成為協作的一種模式？知識生產怎麼成為創造公共領域的媒介？老師繼而透過幾個地方實例，具體回覆前面兩點探問。
「大溪學」：大溪木博街角館、大溪全昌堂與大溪社頭文化現地展
貞燕老師首先談的，是大溪：「通常，以文化體驗包裝的文化經濟並不深入，但這裡不一樣。」在大溪，博物館的尺度從單一據點擴展為整個轄區。
其中一個重要行動者是——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後簡稱木博館）。作為一個與居民共學行動的永續基地，木博館以在生活脈絡中展演大溪、建立「大溪學」為核心目標，並嘗試透過不同的關注主題來訴說大溪人、大溪事。本次演講，貞燕老師便以「街角館」、「全昌堂」與「社頭文化現地展」為例，回應在公共史學脈絡下，博物館如何透過協作原則生產知識、創造公共對話的空間。
｜街角館｜
在大溪，共有30幾座街角館，它們原本可能單純是個人生活場域，或是商家的作業空間，透過木博館發起的計畫，串接起地方知識網絡。在街角館中，貫徹著「習以不為常，理所不當然」的精神，將看似平凡無奇的日常經驗，轉化為有意義的在地文化展示，只要訪客願意駐足，主人就願意分享。然而，故事是有了，但如何好好說出來？這個提問的重要性在於：一，故事需要是「意味深長的」，說者透過公共敘事的學習，將（個人或地方）故事從私領域推展至公領域的層次，以更佳展演在地知識。二，木博館作為媒介，意味著它不是帶著補助進入地方的金主，更不是前來下指導棋的軍師，而是與民眾協作／共學的夥伴——所以，木博館開設了一系列工作坊，讓專家與民眾從彼此身上學習，建立起「我們即將一起創造大溪故事」的意識。
至於欲訴說的故事該如何揀選，貞燕老師提到另一參照案例：某計畫邀請每位眷村居民展示自己心中視為珍寶之物，團隊成員當初設想的是會很有「歷史感」、「眷村味」的物件，到了會議當天才發現居民帶來的卻是迪士尼紀念品、蔣公誕辰紀念幣等等。由此可見，私領域所在意的事情，不一定與公領域相同，個人經驗中生動的小故事，又怎麼置放於當代脈絡下，這便是專家可以著力之處。
｜全昌堂｜
當然，聽人說故事是很有趣，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可能會碰到侷限：不是每個人都愛講，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講，更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講。是故，貞燕老師提出另一種方法——讓「物」來說故事。比如說，「全昌堂」[1]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昭示小歷史（家族史）與大歷史（大溪學）間的相互映照，以「現地保存」作為方法，也讓「大溪就是一座博物館」推展至「我家就是一座博物館」。那時，計畫團隊集結了整個家族來討論物件背後的故事，讓民眾成為「有意識的收藏家」，學習如何分類並運用物件。該計畫曾舉辦「讀．物件」工作坊，以4-8歲的孩童為目標對象，學習閱讀老物件、引導他們聽家族故事。貞燕老師接著自問道：「是不是很好奇這個年齡怎麼訂的？其實很簡單，因為全昌堂第五代當時7歲，這還是回歸到家族的期待！」這個經驗也反映出博物館角色的轉向，從過去處理物件的後台，成為當今提供公共教育資源的媒介。
所謂「現地」[2]的意義何在，貞燕老師以「大溪社頭文化現地展」為例，進一步將現地延展為一種非常態、非特定時間、甚至不需要囿限於場域的現地，並且轉而著眼於其概念精神。不過，事情卻沒有如此簡單——當草根性的地方社頭，遇上帶著計劃補助的木博會，雙方都有很大的衝擊。老師分享，曾經有位提案者到了現場後表明：「我準備好了，給我錢吧！」當對方發現事情並不如過去的操作方式，甚至憤怒的在場外吵鬧。不過，過程中的你來我往，逐漸變得有意思了：當提案者意識到木博館是「來真的」，雙方有了基本的相互理解，才能夠聽懂對方說的語言。
舉例來說，在社頭文化中，「神將」是為關聖帝君出巡護駕、助陣的重要存在，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夠成為扛起神將的「神將腳」，除了體能上的訓練外，這本身即是一個由信仰觀念而生的儀式行為。在木博館團隊介入下，以「神將」作為提案主軸的團隊，打造出一尊體驗用的神將架構，讓訪客體驗做神將腳的不容易。這引起後續極大迴響，除了反映出文物與身體記憶如何作為大溪學的引路人，也回應貞燕老師先前提到的「協作」原則——清楚的目的、合作的工作模式、對公眾而言有意義的經驗、調整專家視角、以及強調專業方法的應用性——當木博館與地方團隊都確立了「讓更多不知道社頭文化的年輕人到大溪」的共同目標，那些原有不同的做事方法與敘事表達，反而在衝擊與協作之下產生更顯明的發酵作用。
臺史博臺江計畫：口述歷史與竹籠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後簡稱臺史博）研究組助理研究員陳怡菁，曾寫過一篇〈與人民共構的博物館地方學〉，談博物館如何處理非文字史料，又如何以自身史觀促進地方共同參與。貞燕老師先簡單介紹臺史博的關懷，其常設展區名為「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志在成為一座「大家的博物館」；而為了累積地方參與的能量，臺史博開始了針對周邊歷史空間的調查研究，並規劃特展「扛茨走溪流：臺江風土與自然」。
計畫邀請到一名老匠師打造傳統物件「竹籠茨」，他一邊做，一邊說了許多往事，那些難以言說的身體記憶在過程中就像是被喚醒了：技術的再現，除了是身體知識的再現，亦是被遺忘的區域史再建構。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行動體驗對觀者而言是「有感的」——儘管活動參與者或許不會記得那些地質地貌，甚至忘記了「竹籠茨」所象徵的文化意涵，但往後他們至少仍會記得：「原來歷史是有重量的啊！」
生活即博物：持續進行中的識讀、學習與協作
在最後問答時間，有位同學好奇：公共史學的「Doing History」哲學如何具體實踐於博物館收藏？貞燕老師快速的以「引路文物工作坊」與OBM（One Box Museum）兩個例子來示意可行的方案：前者的例子中，由文史工作者蒐集的「戰地政務時期的物件」多半由在地鄉親及軍人捐贈，然而在發掘這些物件時「發現」的功力高度仰賴於「識讀」的專業能力，就像是一張漁民證也許對擁有者而言根本「不足掛齒」，但置放於馬祖戰地歷史脈絡下，卻是關鍵觸發的要點；後者的例子則表現策展人如何透過「用一個箱子說故事」的方法來重新思考收藏與展示，這同樣回歸到「識讀」的能力——當生活即博物，除了發現物件，更要學習如何萃取、組織和呈現物件的意義。
談到這，兩個小時居然就過了，貞燕老師在下半場以許多精彩案例回應：博物館怎麼成為協作的一種模式？知識生產怎麼成為創造公共領域的媒介？奠基於此，又怎麼對於博物館在調查、蒐藏、展示等文化技術的可能性生成出新的想像？從公共史學與博物館學的專業切路，不僅宣示「生活即博物」，正也點明大學PLUS計畫與110-1「林場學校」的協作共學模式，如何成為一種社會實踐的進路。
[1]「108年度現地保存推廣工作執行案」協同主持人吳淳畇，對於全昌堂做為一個「家族微型博物館」實驗的來龍去脈，已有細緻爬梳，在此不多做贅述。
[2]「現地」（in-situ）一詞通常指稱將「物件留在現場原地」，例如車站遺址、鐵道倉庫等，然而也可將其內涵擴充至此處談的「非常態、非特定時間、固定非場域的現地精神」，側重於人與物件相互纏繞下重新記憶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