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王憶瑄
朱剛勇說：「我將這兩次『貧窮人的台北』策展的經驗，命名為『一條相互映照的路』。」
靈感源自哲學家漢娜鄂蘭的一段話：「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成為明亮—因為他們看見了對方，並期待相互輝映。」剛勇認為貧窮、底層、無家等議題往往讓人覺得晦暗、隱身角落，但他相信一群透過「素人」的相遇與相惜，就像點點微光的聚集，足以溫暖彼此，並照亮前方的路。於是「貧窮人的台北」走到了今天，他便這個過程命名為：「一條相互映照之路」。
「人生百味：貧窮人的台北」的共同發起人朱剛勇，今天和我們聊聊策展的眉眉角角。
初衷：找回那些消失在空間與歷史中的主體
相較於許多研究強調「超過七成以上的街友有工作」，但剛勇選擇將目光放在那群「被忽略」的三成街友，試著探問「為什麼這群人沒有工作」。他發現「沒工作」不等於「好吃懶做」，這些人背後其實有著我們看不見的殘缺或疾病，有些人則是心中的傷痛需要暫時休息。
剛勇說，我們都曾有徬徨、不知所措的時刻，不求上進的原因可能是想找卻找不到工作，居無定所可能是因為租不起台北的房子。這些困境是當代社會中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難題，於是，人生百味在 2016、17 年籌辦了關於「標籤」的展覽，將無家者身上的標籤做成一塊塊板子，例如：「不愛洗澡」、「不求上進」等，並寫上導致這個狀態的原因，讓大家發現其實我們都共享了這些標籤，希望透過眼光的重新看見，促使大家有所自我覺察，理解埋藏在刻板印象下的真實面貌，試著消除標籤帶來的隔閡和歧視。
早些年，街友的報導往往跟「殺人」、「砍人」等負面消息連結，近幾年的則有所轉向，像是「熱血正妹提供物資給街友」、「友善青年寒冬送暖」…等。「街友」雖然不再是與負面的訊息連結，卻也同時失去了被報導的主體性，變成純粹受恩的人，而主角是那些英勇的年輕人。這個現象引起了剛勇的反思，當我們給予他人協助時，我們是否有思考過「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他真的需要幫助嗎？」若我們要回答上述問題，是否需要更進一步了解「他（們）是誰？」，但我們卻常常答不出來。
「策展，目的便是『找回那些在空間與歷史中消失的主體』，讓他們得以為自己發聲。」剛勇說到。
心中的觀展人：被遺忘的貧窮處境者與NGO 工作者
「貧窮人的台北」背後其實是一群在地工作的NGO組織夥伴，透過彼此的連結與合作、提出彼此在日常工作當中所發現與觀察到的議題，並且帶到「貧窮人的台北」當中試著與更多人展開對話。因此當提到「心中觀展人的面貌」時，剛勇認為這「貧窮人的台北」最想和兩種人對話：貧窮處境者與NGO 工作者。
為什麼呢？同溫層還需要對話嗎？剛勇提到，在我們的社會中，貧窮處境者往往是被遺忘的一群人，他們可能因自卑而不敢現身；另一方面，NGO 工作者在人力不足、資源吃緊的狀況下，持續進行第一線服務，但他人往往難以體會其中喜悅和孤單。透過展覽，貧窮處境者、 NGO 工作者、社會工作者、陪伴者們有機會訴說他們的日常點滴，透過互相分享，讓這些努力能夠被看見與懇認。
策展團隊與專業的行銷團隊合作，他們嘗試著找出關注相關議題的群體是哪些人，希望可以勾勒出心目中的觀展人的樣貌。他們發現，大部分年齡介於 20-35歲的大學生或正在找尋人生方向的年輕女性對這方面的關注意識較高，而在地的NGO工作團隊組成恰好以年輕女性居多，而他們也帶著對社會議題的熱情、想要為社會帶來一些改變。
於是，策展團隊開始思考如何搭起年輕女性和貧窮者之間的橋樑，不希望以獵奇的方式去製造貧窮悲苦的落差感，而是找出他們的共通之處。例如：大夜班的店員，他們也很努力的想要多賺一點錢，或是新移民媽媽身兼小吃店老闆，但他最大的自我認同是母親。剛勇希望年輕的觀展人可以從貧窮者的故事中，找尋一個和自己處境相似的切入點，消除彼此的隔閡。
和展覽主角建立關係：「你看對岸，那裡曾經是我們的部落。」
朱剛勇聊到策展時的取材經驗，一開始他每周從萬華坐火車到鶯歌，再轉計程車到三峽的原住民國宅，和都市原住民聊天、喝酒，或與他們的拳擊班一起練拳，後來因坐計程車太貴、自己騎腳踏車在大馬路上又太危險，國宅的社工、青年或是阿姨主動騎車來載他，似乎標示著彼此關係的逐步進展。令剛勇印象深刻的是，每個載他的人行經三鶯大橋時，都會不約而同的對他說：「你看對岸，那裡曾經是我們的部落。」剛勇回憶，當時在黑暗之中只看到一閃一閃的路燈，完全無法想像底下有部落的模樣，但那對部落住民們來說，卻是一個回不去的家。
人生百味的全職夥伴陳盈婕也分享許多與無家者、都市原住民相處的經驗，他說想要建立良好的對話，要記得不能只是用自己的視角看待他人的處境，而是要去理解他們是怎麼想；此外，應提供一個讓對方能夠好好說話的氛圍，讓對方有被聆聽、被在乎的感覺，進而願意分享更多。在取材期間，更是需要反覆確認對方的感受，避免拍攝的過程讓對方不舒服，在人物採訪、紀錄後，也需向受訪者確認內容是否有誤，這個核對的過程往往也能帶來意想不到的互動，盈婕說：「有次向街頭上的大哥唸我們寫的稿子，平時總是滔滔不絕的他卻變得很沈默，在這之前都覺得他像一台錄音機，不斷重複著同樣的故事。在唸出他的故事後他就靜下來了，彷彿代表著被故事記錄下來就不必再說了，他不需再重複講述那些可以用來證明他曾經的努力、證明過往風光工作的故事。」這是一次令他相當感動的經驗。
共感箱：透過身體感受，拉近觀展者與展覽主角距離
關於策展內容，剛勇坦言貧窮這個議題太過敏感，即使想要做很多事、講很多話，貧窮者不見得已經準備好去面對大眾的目光，因而面對渴望貼近這個議題的大眾，策展人仍必須謹慎的規劃，確認貧窮者是否認同策展團隊眼中的他們、願不願意這樣被觀看，盡可能讓展覽內容趨於說故事者心中的真實，讓人產生共鳴。
因此，剛勇決定紀錄一個人一整天的生活，搜集其生活物件，並創造一個場域，濃縮該空間的聲音、氣味、視覺、氣溫等，設計成共感箱，例如：以保溫燈模仿工地的氣溫、播放工地的巨響、需要爬梯子才能上去的架高箱子，呈現工地青年的真實生活場景。「貧窮人的台北」的策展團隊不斷在思考如何讓一個人更貼近另一個人的生活，在這樣的展場中，觀展人能體會展覽主角工作時、休息時的環境狀態。如此一來，觀展人不只是停留在觀看他人生活之苦，而是因共感而有助於理解，甚且體認到大家都是一起在這座城市生活的人們。
一起撐起「大家」的展覽
連續兩年的「貧窮人的台北」展皆未倚賴專業的策展團隊來規劃，而是選擇讓社區NGO工作者共同撐起展覽，剛勇說他期待每一位長期耕耘的社區工作者，都有機會在共同策展的過程中，經驗到價值在自己手上被捏塑成型的過程，而加入不同的團隊夥伴不僅能提供多元觀點，在地組織如芒草心、夢想城鄉協會早已和貧窮者培養出長期的信任關係，更增加展覽內容的厚度。
工作坊尾聲時，學員直言詢問如何評估展覽的成果？剛勇苦笑他們沒有票房壓力，且由於目前社會大眾對於貧窮議題的關注很低，甚至連批評指教都不多，因而他認為現階段「對議題工作者、策展夥伴來說，如果展覽能夠加深他們對於議題的理解和體悟，就是一個很好的成果；對於這個社會，展覽產生影響力有賴於這個展持續的經營」雖然每次展覽結束，剛勇笑說他幾乎都會經歷到創傷後症候群的失憶狀態，詢問自己究竟做了些什麼？但他相信只要繼續辦下去，就有希望，就有機會再做得更好。
